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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琴:洒泪祭「六.四」

2019-09-29 产业动态 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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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讯】「6.4」马上就要到了。从89年到现在,每年的这一时期,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当局的「特别关照」。如果他们迟来两天,我们还会感觉奇怪。今年是「6.4」惨案的16週年。每年的这一时期,我的心情都会十分沈重。

89年5月底,我带着病体随丈夫廖双元和曾宁一道到北京去声援生。6月2日到达北京,一到广场,正好严家其等4人宣布绝食,学生运动已达高潮。这时,我才真正见识了学生运动。天安门广场人海如潮,声势浩大,群情激奋,但是秩序井然。许多7、80的老人都来到「高自联」的高音喇叭下听广播。我们也很快找到了贵州「高自联」所在的位置。负责人周伟知道我们是代表「贵阳沙龙联谊会」到北京来声援他们的时候,非常激动、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把一些带去的资料和传单拿出来,让他们转给北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们宣读。一会儿,柴玲那高亢激昂的声音就传出了「紧急呼吁」──贵阳市各界群众。

6月3日,当军队源源不断地涌进人民大会堂时,我已经感到了危险。为了安全起见,晚上9点以后,我们与曾宁叮嘱小心后分开。这时,我对双元说:「老邓可能要下令向市民开枪,不然,让这幺多军队进入大会堂去干嘛?」但直到此时,丈夫都还说:「不会的,老邓不会不要民心的。」他一直不肯离开广场。我无法,只好哄他说:「我的肚子又痛了,你能否给我找个旅馆住下,你再回来。」他只好与我一同找旅馆。谁知,广场週围的旅馆已全部住满,无法,11点钟左右,我们才离开广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谁知,这里的旅馆也没有空床。这时,我们只好上了一部拉人住旅馆的大客车。这车一直把我们带到了距离北京市区8公里,一个叫百子湾的煤炭部招待所里面住下。这时已是凌晨1点了。我与双元分开住。我住的这个房间一共住了12个来自四面八方的女人。迷迷糊糊睡下不知多久,我听见一个男子进来说:「你们醒醒,快听,出事了,部队向学生开枪了!全都被吓醒。这时,我听见密集的枪声就像鞭砲一样地响个不停。当我意识到危险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之后,我突然浑身发抖,害怕得大哭了起来。我的情绪影响了大家,一会儿,满屋素不相识的人都大哭了起来。

6月4日清晨,因为发生了枪击事件,这部大客车无法开到北京站,就把我们送到首刚附近的一个路口。下车后,我和双元漫无目的地走着,心情悲哀到了极点。沿途是一片狼籍,烧坏的车、零乱的鞋子、帽子、自行车到处都是。一路上,受伤的市民和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被人用平板车拉着送医院去救治。我们非常担心曾宁的安危,因此先后到了3家医院去查找。每到一家医院,人家一听到我们的来意,就顺手递给我们一叠名单,叫我们自己去查。看着一张纸上有着上百人名单,我们不寒而慄:伤的就有这幺多人,不知死去的人会有多少?

本来我们还想继续寻找曾宁,但是因为随时都被流弹击伤的危险,再加上我的病体由于受到刺激,已经很难行走,6月6日晚,我们怀着万分悲伤的心情离开了北京。

「6.4」之后的北京的血惺和恐怖,我一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是无法忘记。我亲眼目睹了老百姓对军队仇恨,许许多多人受伤的血淋淋的场面,在一个共和国的首都居然随时都会有人被流弹击中的场景,以及那种男女老少大家泪流成河的辛酸。

直到今天,我一直无法理解我们和学生有何错误、有何罪过,而必须为此付出那幺大的代价。我的丈夫甚至为此背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强制劳教3年!

每年的「6.4」,我总要祭起一柱香,为死难的同胞祷告,为死难者家属祈福。只有这样,我才能稍稍减轻心灵上的痛苦,而获得暂时的安宁!

我希望胡锦涛政府能够正视89「6.4」对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平反「6.4」,给人民一个公正而合理的答覆,让死难的同胞得以安息,让死难者家属的心灵得到安慰,用实际行动来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于贵阳)

──转载自《民主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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