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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竞逐时间终究在中国一边

2020-01-14 特别公报 7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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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日益趋紧,前段时间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发表指控中国的演讲,更是引起了中国主流媒体的强烈回击。而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近期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王缉思带来了一些不同于他人的思考。他在接受访问中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中国所做的事情改变了中美关系,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他引述其同事陶文钊教授的话说,美国200多年来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从来没有改变,一个是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一个是信息与价值观的自由流动。

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从未改变

王缉思、陶文钊的观点与中国主流媒体的相关评论有所不同。近观这些天来媒体推出的相关中美关系评论,批判比比皆是。比如批判美国政客缺乏认知中国能力或者缺乏改变对中国固有认知能力,这种批判可能会引发中国民众对美国强硬的同仇敌忾,但涉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建设性意见却鲜见。从主流舆论场来看,中美关系已几近沦为各说各话、鸡同鸭讲的境地,这显然对全面认知中美关系毫无益处。

这无疑是令人担忧的。中美关系为何会走到如此地步?这个问题不能不令人深思。中国人一般觉得自己非常无辜,从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国的目标是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避免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确保延长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过这五年中美关系的趋向距离这个目标恐怕是渐行渐远。中国面对当前的中美关系一定是极度失望,美方没有与中方相向而行成为媒体批判最主要的论点。

不过,从两百年的中美关系史来看,王缉思与陶文钊的论点可能更接近现实。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对美关系的目标是不断上升的,这和中国国运相关。在积贫积弱的年代,美国不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方向,中国政府因此也并没有长期和稳定的对美关系战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不断变化,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的影响也不断变迁,对美关系也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中美关系直接与中国的核心利益挂钩,影响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因此,“不妨害”中国发展是近十多年北京对华盛顿的重要期待。

而美国则不同。尽管美国与中国地位差距很大,但自从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对华的利益如上所述,即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与信息和价值观的自由流动,这个目标基本没有太大变动。无论是庚子赔款的部分返款用于清华大学的建设;还是在台湾问题上维持适度又不“过分”的介入;或是完成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促成中国最终加入世贸组织(WTO),都体现了美国的战略用心。这样的战略用心在具体政策行为上可以用两个字“改变”来形容,这样的行为不能被评价为对华有利或者不利,只有一个标准,即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对美的“不妨害”期待与美国对华的“改变”行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但这个差异并不直接导致为双方的冲突。当美国希望中国的“改变”符合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目标时,双方的合作会非常愉快,比如在198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大量美资企业进入中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当美国希望中国的“改变”“妨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及国家利益时,双方就会发生严重的对立,比如当前中美冲突从贸易摩擦扩展到军事、台湾等核心议题就是具体表现。

因此,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在本质上有着明显不同。美苏从冷战起就是零和博弈的玩家,美国无法从苏联获得至关重要的经济利益,也从来不奢望改变苏联的行为方式,苏联同样也是如此。这样的博弈与生死相关,不会出现第三种结果。而中美关系虽然也符合权力转移理论的描述,但中美之间仍然有大量的利益交织。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彭斯等人对华政策最新表述更致力于解决美国当下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而非争夺全球势力范围,仍然是以改变中国行为方式为出发点。在这个过程中有经济上的极限施压,有军事上的抵近监视与侦察,有国际空间上的孤立和排挤,有台湾问题上的激进与试探,但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出现颠覆性变化,乃至美苏“你死我活”的冷战式博弈。

要尽量避免中美对决

对中方来说,试图以批判美国的对华认知来改变美国的行为注定没有太多成效。纵观中美关系史,美国在双边关系中从不会因为自身的错误行为而改弦更张,只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政策。比如在艾奇逊(Dean Acheson)炮制的着名的《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中,美国把对中国政策的失败完全推给了国民政府,虽然华盛顿其后并没有放弃与北京的接触,但直至世界形势出现了较大变化时,才大胆尝试与中国发展实质关系。而今天,美国同样把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推给了北京的所谓“拒绝改变”。

因此,在美国实施对华极限施压的贸易政策之时,中国需要等待下一个契机来促使美国改变其对中国的政策行为,而当前并不具备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从近日发布的中国第三季度经济运行形势来看,尽管GDP增长仍然稳定在6.5%至7%的区间,但已经触及到增长区间的下限。其他各项指标比如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工业企业利润都出现了日趋疲弱的迹象。而美国的第二季度增长率已经达到了4.2%的高位区间,如果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经济增长的绝对值已经超过了中国。这种情况也许是暂时的,许多经济学者对美国经济增长能否保持如此高位表示怀疑。不过,美国选择此时对中国发起极限施压有充分的准备与考虑。在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不断走低的情况下,美国无论从博弈手段还是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上都要强于中国,过于高调的对外博弈将大幅减弱中国改善国内经济环境,提高经济内生动力的努力。

目前,中国面对改革开放40年来最为剧烈的外部形势变化,需要对内外形势有更准确的把握,不应有头脑发热的冲动,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浮躁非常可怕。为此,有必要回顾改革开放过程中遭遇的另一个危局。中国在1989年至1991年遭受了西方的全面封锁和制裁,而邓小平凭借极高的政治智慧实施了相似的战略忍耐带领中国度过了当时的危局,尽管1990年中国GDP增长率曾经下探到40年中的最低点3.9%,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经济在1992年再度飞跃式的增长。

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国内经济形势还是国际战略环境,都需要一定的战略忍耐来度过当前的难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当下有着极强的政策指导意义。10月1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多位高级财经官员向市场发布信号,表达了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关注,并提示了未来政策要点。《人民日报》也发文指中国也不屑于实施“以牙还牙”的直接报复,而是着力通过释放自身潜力渡过难关。这其实也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留给中国的时间与战略转圜空间依然巨大,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后,当经济周期重新回到一个上升区间时,中国能够掌握和动用的资源将比现在更为丰富,这也会为中国最终在与美国对华极限施压博弈中赢得时间。